“郭松龄反奉”,或是颇可与“西安事变”相媲美的爱国行为呢

原标题:“郭松龄反奉”,或是颇可与“西安事变”相媲美的爱国行为呢

近几日,因我连载的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”,正聊到“郭松龄反奉”事件,文字发出后,网友们的评论是颇令我惊讶的。虽则我于文中已着力点出个人于此事件的看法,然则篇幅有限,终未能深入展开,详加论述。故而另著一文,或可使屏幕前的诸君,能够于其有一些新的看法,尚未可知呢。

(至于“郭松龄反奉”事件,则是指发生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,奉军的第三方面军第十军军长郭松龄突然倒戈,率部进军沈阳一事。对于事件发展的过程,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郭松龄倒戈事件一文,于此我就不再赘述了。)

首先在张学良看来,“郭松龄的反奉”,似乎是于国有利的;

依我个人看来,我们对于某一历史事件的品评,是断不可忽视了同时代人对其的点评的。就“郭松龄反奉”事件而言,身处事件其间的张学良的看法,就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了。

早在郭松龄兵败被俘的消息刚刚传出后,张学良已表示出对郭松龄夫妇的密切关注,立马下令将郭夫妇解送自己的驻地,唯恐其落入其父张作霖、及杨宇霆等人之手,进而威胁到郭的生命安全。只是不承想,当张学良的命令发到的时候,郭松龄夫妇已然被杨宇霆假传了张作霖的命令给匆匆处决了。

或许你要说,张学良的此番做法是出于两人感情比较好。可当张学良于西安事变之时,每遇到困难,都要说“有茂宸 (郭松龄字茂宸)在,哪用我犯这份难”,似乎就不止是出于个人情感那么简单了。细细品咂,言外颇有倘若郭松龄尚在,焉会有“九一八”事变的发生,焉会有而今迫得他张学良,不得不发动“西安事变”,似乎更焉会有他张学良为蒋介石贸然扣留的意思呢。

当然,以上是对于郭松龄个人的看法。而对于“郭松龄的反奉”事件的看法,张学良的话说得可就更直接了。那是到了后来的一九八一年,正值“九一八事变”五十周年之际,张学良毫无掩饰地向齐士英感慨道,“若郭松龄反奉成功,中国历史将改写,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‘九一 八事变’ 了”。(据《张学良传》)

由此,尽管郭松龄所反的是张学良之父张作霖,也尽管当郭松龄表示“上将军(张作霖)脑筋太旧,受群小包围,恐已不可挽回,我要推你(张学良)继承东北首脑,改革三省局面”的时候,张学良是拒绝的,并坚定地站在了与其父张作霖一起抵抗郭松龄一边。自始至终,仍能够给予郭松龄其人、其事如此高的评价,已足可见在张学良看来,郭松龄其人、其事若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是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的。

郭松龄的反奉,是以“共和”为目的的,颇具“革命”性质的斗争,而非是彼此争夺地盘的军阀之间的混战;

似乎看来,我们对于郭松龄的颇低的评价,大抵是站在“军阀混战”的立场上所给与的,毕竟他所处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,只是以我个人之愚见,如此就未免有失偏颇了。

因为在当时的众多军阀之中,他是可以称之为一个“异类”的。于此我们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郭松龄的履历:他于一八八三年生于沈阳,系出唐时名将郭子仪之后。早年随朱庆澜入四川,加入同盟会,并参加了辛亥革命。其后又于一九一七年,转投到孙中山先生的护国军政府中,并曾向孙先生进言,称“军人每为军阀利用,造成特殊势力,实为共和之障碍,故其自身亦须革命”,因而颇得孙先生的赏识。

郭松龄系言出而躬行之人。所以在一九二四年一月。当张学良手持其父帅令,要郭松龄出兵进攻冯玉祥时,郭直言声说,“决不再参加军阀战争,决不替大帅、杨宇霆卖命”。当他起兵反奉时,在给张学良的一封信中,他曾进一步阐述过他的这一观点,称“现今国体共和,主权在民,故吾辈之忠,应忠于国家人民……决非忠于一人”。(见于《晨报》1925年1月28日刊所刊《郭松龄致张学良函》)

而在郭松龄寄身于奉系军阀,任讲武堂教官时,亦未有一时敢忘昔日之夙愿。遂时常去广州与旅粤东三省同志,共谋改造东三省之事,称“欲谋三省之根本改造,非先倒恶军阀不可,欲倒恶军阀,非准备强大牺牲不可。余拟回奉,投身奉天军阀巢窟,谋夺兵权,潜蓄势力,以图根本之改造 ”(据《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郭松龄事略》)。

就郭松龄所言“三省之根本改造”,我们或可于郭松龄在起兵反奉期间写给张学良的信中略见一斑的。即《晨报》1925年1月30日所刊的《郭松龄致张学良函》中,郭松龄称,“松愿公(张学良)为新世界之伟人(即“共和”的功臣),不愿公为旧时代之袅杰(即军阀中的“枭雄”);愿公为平民所驱歌 , 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”。(郭松龄曾有前言,称其反奉胜利后将推张学良为东北首脑)

由此看来,郭松龄虽寄身于军阀之中,然其“反奉”,是旨在于奉系内部消除其“军阀”的秉性,(因为在奉系军阀的内部,亦是小军阀林立的,颇具代表性而此时已然得势的张宗昌便是最好的例证)进而终结军阀混战,而致于“共和”的。这是与当时诸路军阀,因争夺地盘而掀起的战争是有本质区别的。所以,我们当以“革命”的眼光去看待这一事件。

最终致使郭松龄反奉的直接动因,其实是张作霖和日本的“暧昧”关系。

大概看来,使得郭松龄走上“反奉”之路的动因也并不少。

如众所周知的,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当中,郭松龄是立过大功的,却未得到相应的奖赏;其在奉军中势力的日趋壮大,使得他已具备了“反奉的资本”;等等。除此之外的其他一些与其革命性的思想有关的事件,亦是不容我们忽视的,其中主要有二:

其一,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四年十一于应冯玉祥电请北上,并提出“反帝废约”的主张,而遭到“惧外”的张作霖的反对。孙中山先生气氛非常,更加上旅途劳累,遂使得肝病突发,并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与世长辞。

其二,由发生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五卅运动所引发的,全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正处于如火如荼的高潮之际,而此时张作霖与日本人的“暧昧”关系,怕也是郭松龄所无法容忍的。

而最终致使了郭松龄反奉的直接动因,也确实是张作霖和日本的“暧昧”关系。

一九二五年十月,郭松龄奉张作霖之命到日本“观操”(即日本的军事演习),于此期间竟听闻张作霖已派出于冲汉为代表,以承认“二十一条”为条件,向日本索取军火,用来进攻冯玉祥军。郭当即查悉此内幕,告知冯玉祥派去“观操”的代表韩复榘, 并愤慨对其讲,“国家危殆到今天这个地步,张作霖还不惜为个人权利出卖国家。他这种作法,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,我是国家的军人,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,他若真打国民军,我就打他!”(据冯玉祥《我的生活》)其后郭松龄立即回国,开始秘密策划讨伐张作霖事宜。

至此或许会有不少朋友要讲,张作霖是在耍弄日本人,是会与日本人“说话不算数”的。斯以为即便如此,骗来日本人以助自己向同胞开战,目的是为了夺取其地盘,扩张个人的势力,实乃是当时的军阀之秉性,是算不得利国利民之举的。

于上文中我们已然提到郭松龄的“三省之根本改造”观,其反奉的目的,似乎正是要革除张作霖的这种“军阀秉性”呢。尽管张作霖跟日本人“说话不算数”,没有出卖国家利益,是爱国的行为。我们也断不可盲目的将郭松龄的反对张作霖,当做是不爱国的行为的。

结语

尽管郭松龄寄身于奉系,身为奉系的高级将领,而其反奉的动因中又难免会有军阀内部的矛盾,我们亦不可简单的将其视做“军阀混战”,乃至于“犯上作乱”的。

斯以为在某种意义上讲,郭松龄的反奉,是颇可与张学良的“西安事变”相媲美的,而其在我们历史上的民主英雄的地位,也是应该值得肯定的。返回大发pk10技巧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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